應對通貨膨脹，我們需要思考物價高企的高物流成本因素。油價高企，抬高了物流成本。各式各樣的公路收費、混亂的罰款秩序等等，更是推高了物流成本。

取消不合理公路收費，規范收費必然促進物流成本的下降。中國已經采取措施，盡可能減少公路收費，二級公路及以下等級公路收費早已被列入取消行列。但現實中，收費公路依舊大量存在，不該收費的公路依舊有不少還在持續地收費。

實際上，違規罰款早已構成物流企業正常成本的一部分，且這種罰款在承受范圍之內。由此引發出來的思考是，要限制違規行為，就必須提高違規的代價。但是，即使是提高，最后還必須落在執行上。這是因為，現實中，即使同是超載，所受到的實際懲罰也是不一樣的。

名義上的高罰款，常常通過“潛規則”，以較低的實際“罰款”，轉化為相關管理人員的變相收入。名義上嚴懲，實際上可承受，這是一個必須認真思考的問題。不規范的罰款就是亂罰款。可是，誰來規范這些罰款呢？

如果真正做到了據實罰款，那么物流成本將會繼續抬升，物流業將何以為繼？

公共政策的選擇，必然要考慮其對相關利益主體的影響。就公路貨運而言，需要在此找到其合理定位。其中很重要的是加快物流業的整合，加強公路、鐵路、水運、航空之間的聯運，提高聯網運輸能力。不同的運輸方式在成本、時間、靈活性上各有優勢。加強聯運，可以給公路貨運找到合適的定位。

物流業內的層層代理和外包，即使有了營業稅抵扣試點，也只能部分解決重復征稅問題，為此更需要加快增值稅改革步伐。對倉儲業實行更優惠的稅收政策，也是物流業發展所急需的。

總之，物流業發展需要的是一整套政策體系的支持。